编者按：文以载道，史以知往。

【资料图】

文史馆员制度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运用于人民政权建设的创举，是党和政府与知识界、文化界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该制度建立以来，集聚和团结了一大批有非凡学术成就的各界精英，他们德才兼备，受社会尊重。

2020年12月，杭州市文史研究馆正式开馆。今年春天，杭州市文史研究馆举行首批馆员聘任仪式，聘任包伟民、杜卫、陈红民、沈松勤等40位研究馆馆员和30位特约研究员，并以新聘馆员为契机，发挥和利用好文史馆“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主阵地作用。各位文史馆员也在积极推进杭州优秀文化的广泛传承和传播，厚植历史文化名城底蕴。

今日起，本报开设新栏目《跟着馆员读文史》，记录文史馆员助力杭州激活宋韵文化、良渚文化、大运河文化、西湖文化等历史文化因子的思考与探寻，为服务助力杭州文化兴盛贡献智慧和力量。

苏东坡的悲哀与旷达

苏轼一直为人们所喜爱推崇。

林语堂写苏轼，是“一个乐天派与另一个乐天派”。王水照写苏轼，“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每次都经过激烈的感情冲突和心绪跌宕，都经过‘喜—悲—喜（旷）’的变化过程”。

在苏轼的人生中，“悲”与“乐”或“苦”与“旷”是互为依存、相互作用的；“悲”与“苦”赋予其“乐”与“旷”的深度与广度，若无“悲”与“苦”的作用，其“乐”与“旷”也就失去了深刻的内涵和诱人的魅力，也难以深入把握苏轼文学作品的意境。

乌台诗案与人生转折

苏轼一生三次被贬：神宗元丰二年（1079），44岁时被贬黄州，元丰八年还朝；哲宗绍圣元年（1094），59岁时被贬惠州；哲宗绍圣四年（1097），62岁时再贬儋州；66岁逝于放还途中。

元丰二年，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以苏轼在通判杭州时期所写诗歌《钱塘集》为罪证，弹劾苏轼。《钱塘集》继承了儒家诗学中讽刺的传统，批评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的弊端。这时，王安石已退居金陵，神宗全面主持变法新政。新法弊端日趋严重，反对新法的声音也日趋强烈，加诸西北边事的困扰，给试图通过实施新法，富国强兵，解决西北边事的神宗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与考验；根治乌台诗案，不失为抑制异论，保证新法实施的有效举措。因此，神宗不惜背负以言罪人的恶名，以“特欲申言者路”——辅拂台谏，广开言路为由，指控苏轼以诗文讥讪新法。

立案后，台谏通过勘治，审定苏轼讥讪新法就是“指斥乘舆”，属于《宋刑法》“十恶不赦”中的第六恶“大不敬”，主张应予“特行废绝”；而大理寺却遵循法理，判苏轼“当徒二年，会赦当原”，应予赦免，负责复核的审刑院也支持大理寺的判决。但苏轼的生死予夺，无论御史台、抑或大理寺与审刑院，均无权决定。苏轼贬谪黄州，最终取决于神宗超越法理的“特责”。

黄州、惠州、儋州三地贬所。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环境越来越恶劣，生活越来越艰苦，年纪也越来越老大，凶险不断，变化无常。

贬谪途中，经过镇江金山寺时，有人给苏轼画像，他很喜欢始终带在身边，并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谪居心事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也写于谪居黄州时期，有序曰：“（元丰五年）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清代词人郑文焯评：“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有人说：既然如此，应像王维《终南别业》所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才是真正的“任天而动”，旷达自适，词中“莫听”“谁怕”云云，却分明依然纠结于被贬黄州的苦难现实，故非“坦荡之怀”。诚然，苏轼并没有完全摆脱对现实际遇的执念，但破除这一执念，力求不以己悲，不为外物牵萦，却是真实的。

岭南至海南，以及西南黔州、郴州等地均为瘴疠之域。唐代谚语：“鬼门关，十人九不还。”说的就是这些地区瘴疠的险恶。宋代也有谚语称岭南“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在唐代，朝廷采纳出生于岭南张九龄的“建言”，有意识地将犯错误的官员贬往岭南。贬往岭南，对于不杀文人士大夫的宋代官员来说，无疑是极刑。

然而，身处困境，面对苦难、甚至死亡，苏轼具有挑战命运的强大意志，他既能正视苦难，在孤独与悲愁中，又能化解悲愁，悲而不伤，自适自乐，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自我调节与适应能力。其能力则来自他在相对性思考中形成的应变处世之道。谪居惠州期间，苏轼在给孙志康的信中说：

今北归无日，因遂谓惠州人，渐作久居计。正使终焉，亦有何不可。

给程正辅的信也说：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

因而在惠州，他向世人宣布：卢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在儋州则又自称：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在这一相对性思考下的人生实践，则明显体现为以变应变之道，其《书海南风土》一文便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该文开篇描写“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但笔锋一转，转出“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的事实，故据而认为只有“习而安之”，适应其环境气候，“百余岁岂足道也”。因此，也就有了“自拨床头一瓮云，幽人先已醉浓芬”的自适自安之乐。

如果说，相对性思考所形成的以变应变的策略，是苏轼谪居时期消解悲苦的一贴良药，型塑了其寄“悲”于旷，寓“苦”于“乐”谪居心境；而其以变应变的策略便来自他的易学思想。

驰骋翰墨

苏辙在苏轼墓志铭中写：“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总结了苏轼谪居期间的文学创作特征，由文学观人生。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笔下的赤壁，词境壮阔，气度豪迈。江山、历史、人物，逐一奔入眼底，兼有感奋和感伤两重色彩。词的最后，自笑“多情”与“一尊还酹江月”中，心与江游，神与月交，“我”与江月同在，消解了执念，排遣了悲愁，呈现出一派明澈旷达的胸襟与情性。

这番心境，谪居黄州期间的《记承天寺夜游》也可见一二。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松竹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月色下由竹柏之影构成的这一清明澄澈之境，令人心旷神怡。其实，这一风月佳景无处不有，但为“忙人”所忽视，唯有“闲人”能领略。

对此，苏轼在《临皋闲题》中作了进一步说明：“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所谓“闲者”，即苏轼自指。“乌台诗案”前，苏轼潜心“济民”而“为口忙”，很少顾及风月，而今被幽禁赋闲，真正成了江山风月的主人，也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发现和欣赏夜月、竹柏、山川草木鱼虫的天地风月之美。

苏轼在钟情江山风月时，表现的不是远离尘世的孤僻，而是贴近大众的亲和，并因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愉悦自我，致使其生命个体如同一件充满张力的艺术品，格外动人，令人感佩，即便在饮酒、理发等凡俗的生活中，也概不例外。如作于惠州的《真一酒》：

拨雪披云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生。稻垂麦仰阴阳足，器洁泉新表里清。晓日著颜红有晕，春风入髓散无声。人间真一东坡老，与作青州从事名。

这首诗描写真一酒酿就的材质与成色，也生动地描绘了饮者的形象。如果说，“晓日”句画其形色，那么，“春风”句则写其神情，形神兼备，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仿佛是高明的画家绘就的一幅《东坡饮酒图》。

苏轼在儋州所作《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的《谪居三适》，以及《次韵子由浴罢》《汲江煎茶》等诗篇，从理发、午睡、洗脚、沐浴、煎茶之类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刻画了身处困境时充满生命活力的安适形象。他通过贬谪时期具体的日常生活来体现他亦悲亦乐的旷达，这成了他的心境，也是他的文学意境。

沈松勤，杭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杭州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与中国词学研究。

杭州市文史研究馆 杭州日报 联合主办